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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一个到处成为道义力量的人
作者:叶胜舟 三剑客 日期:2016年11月21日 来源:传送门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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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真不朽,则士林不朽、中国不朽、文化不朽!


   傅斯年是中西知识分子之典范,其人格是中西文化精华之结晶。在文化新旧更替、政权新旧更替、国家救亡图存的时代,他身上的传统文化烙印更为凸显,冲突更为剧烈。笔者在《孟真不朽,则中国不朽、文化不朽》一文中,从“仁”、“义”两方面梳理了傅斯年的人格魅力,本文继续围绕“礼”、“智”、“信”以及颇具争议的“霸”这四个关键词,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傅斯年。




克己复礼  安贫守道

打了毛泽东一耳光?以讹传讹!




    “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孟子·离娄下》)人都有欲望,无欲亦非人。但在欲望、利诱面前能够守节,非一般人所能做,做到的就是真君子。


傅斯年廉洁奉公,一生清贫,两袖清风,从不以权谋私。兼职很多,每个职务都很用心,从不领双薪。家中急需开销,他宁愿自己埋头写文章,挣点稿费的辛苦钱补贴家用。


例如,他任台大校长、“中研院”史语所所长,蒋介石又聘他为“资政”,按规定既可领“资政”的薪俸,还可支领两个简任秘书和两个副官的薪金和津贴。但傅斯年只领台大一份薪水,每月四百多新台币。


夫人俞大綵任台大英语系副教授,两口子靠工资、稿费供儿子在美国念书,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他会抽烟,“把当时最坏的新乐园香烟的烟丝剥开,装在他的烟斗里。”(于衡《以身殉校的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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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斯年一家


傅斯年逝世前一晚,还在为董作宾《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请夫人“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又感慨对夫人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余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俞大綵《忆孟真》)一语成谶,令人痛惜。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傅斯年曾说,“贤者不为物屈,其次避之,其次就之,就而利之,斯为最下。”(致《中央日报》信,1950年1月18日)


   有“三记耳光”的传言与傅斯年相关。“第一记耳光”:1919年5月5日,“五四运动总指挥”傅斯年与性急的同学打架,挨了一记耳光后,赌咒发誓退出学运。“第二记耳光”:傅斯年之所以“背叛”旧文化阵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有人猜测“某次为黄侃清理痰盂不够细致而遭掌掴”(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脚注)。“第三记耳光”:傅斯年在北大念书时,有一次毛泽东把傅要借的一本书搞错了,毛不认错反而强辩,加之两人方言沟通不畅,傅气急之下打了毛一记耳光。这个故事绘声绘色,以讹传讹,不断在网络扩散。


   依据傅斯年的性情和目前披露的史料,这个“傅打毛耳光”的传闻可信度极低。理由有五:


   一、傅和毛同在北大时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傅是学生领袖,成绩优异,叱咤风云;毛是人微言轻,一口“南方土话”,不受关注。开国之后对毛的北大经历以及其他并不辉煌经历,进行包装甚至神化,那是为尊者讳,中国历朝历代没少干过这事。


   二、傅斯年的修养和性情不可能如此无礼。傅斯年极具傲骨、风骨,急躁但不粗鲁,宁愿叫板赶走北大教授(例如朱蓬仙),也决不掉价为难图书馆一个月薪八元的平凡校工。傅斯年的家人也澄清,“无论是本人的文化、道德修养,还是严格家教养成的行事、做人原则,傅斯年都不可能做出那样低级如街痞一样的举动。”(傅国丽、贾东儒《沉默并非总是金》)


   三、至今未有权威记载或同辈之人确认。北大时任校长蔡元培虽然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但治校极严,对傅斯年期望也高。如傅打校工一记耳光,全校必定沸沸扬扬,蔡元培必定干预。北大向来芝麻一点的事都有新闻价值,校外媒体也乐于炒作。然而,至今未发现相关报道,北大师生未有相关传闻。


   四、傅对毛离开北大后的作为和贡献有客观公正的关注。1919年9月5日,傅撰写《〈新潮〉之回顾与前瞻》,认为“精深细密的刊物尤其要紧”。在点名称赞《建设》、《新青年》杂志后,还列举5个“算最有价值”的刊物,其中一个就是毛泽东主编并担任主要撰稿人的《湘江评论》。


   五、傅斯年访问延安未提此事更未道歉。就傅斯年而言,他是个敢作敢当的好汉,如果打了毛一记耳光,1945年7月访问延安,应该首先向毛道歉。就毛泽东而言,如果傅打了他一记耳光,仍然会基于政治因素和开明声望的考量,邀请傅访问延安。但毛未必是心胸开阔之人,未必会与傅单独长谈一晚,甚至可能记恨终生,多次借他事斥傅,至今却无史料证实。




天纵奇才  唯我独醒

“适之糊涂得可爱,孟真敏锐得可爱。



   傅斯年聪慧绝伦,阅历丰富,人脉充沛。既高IQ、也高EQ;既能治学、也能治人。决非书呆子,算得上“人精”。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回忆,“我的老师们都是聪明人,但是傅斯年先生比所有的聪明人还要高一截。他能作研究,能讲演,能办行政,能跟人来往处理各种事件,真是全才。他办行政,权术也会玩一点,不是那么单纯的人。可惜天不假年,未尽其才。”(李怀宇撰写《许倬云谈话录》)


1928年,蔡元培、杨杏佛筹备中央研究院之初,初设理化实业、社会科学、地质、观象四个研究机构,并未考虑历史语言研究所。正是“权术也会玩一点”的傅斯年召集同行,不断游说蔡、杨,成功设立史语所。


   胡适因此戏言傅斯年是“狡兔三窟”,傅不承认。同一件事,与老师谈的是“学术经”:“实现理想之奋斗,为中国而豪外国,必黾勉匍匐而赴之。”(《致胡适信》,1928年4月2日)与好友陈寅恪交流,却颇为自得,谈的是“权术经”:“此研究所本是无中生有,凡办一事,先骑上虎背,自然成功。”(《致陈寅恪信》,1928年11月14日)


何兹全在自传中讲述了一个故事,提供观察傅斯年的另一视角。史语所复员回南京,何代理总务,安装钢书架时,老板问何开“实价”还是“虚价”,暗示可以拿一笔回扣。何事后如实报告傅斯年。傅说:“你不懂。”何奇怪问:“先生,你懂吗?”傅答:“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 (陈勇《长跪在傅斯年先生墓前》)


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首任社长、台湾东吴大学教授程沧波在《记傅孟真》比较胡适、傅斯年的可爱。他写道,“陈独秀、胡适之与傅孟真,见解智慧,陈、傅都超过了胡。可是胡对他们有相当的化导作用。” “胡、傅同是可爱的人物,然而,胡适之有时是糊涂得可爱,傅孟真是敏锐得可爱。可爱是同,所以可爱的缘由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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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9月,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图为1946年7月,胡适从美国回到北平,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李宗仁等前来迎接。


傅斯年这位奇才,不仅懂历史、懂政治、懂教育,而且懂军事。1937年他致函蒋介石,对调兵、屯兵、运输、预备队、粮食、衣料、敌军主攻方向等,多有真知灼见,考虑细致周全,有如一个专业参谋长(详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186-187页)。不妨戏谑一句:在学术圈中,傅斯年的军事最好;在军事圈中,傅斯年的学术最好。


1939年5月,傅斯年在《地利与胜利》中总结日本进攻战术的特征,建议发挥我国面积广、山地多、有战略纵深的优势,不必计较主要交通线、大中城市的得失,“南昌之失,事实上不算很重要”。这篇文章是他的军事战略名篇之一,虽未点明“游击战”、持久战”,实际上是对“小诸葛”白崇禧“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这一原创著名抗日战略的深化、细化。


  最为可贵的是,傅在《地利与胜利》中对抗战趋势、节奏作出准确估计,令人钦佩!“抗战的大业,决不能在最近期间结束,至少还有三年。三年以后,我们必偕英法美以全胜,倭国必随中欧的桀纣以灭亡。”此时德国尚未闪击波兰,日本尚未偷袭珍珠港,美国更未参战;中国苦撑待变,最为艰难,受日寇入侵多年,就是不宣战。


傅斯年逝世后,胡适过了两年,才写了两篇纪念傅斯年的文章,他在《傅孟真先生的思想》中解释,“因为我与孟真的感情太深,拿起笔来就有无限的伤感,所以纪念的文章总是写不出来”。他在这篇文章中用了9个“最”,又在《〈傅孟真先生遗集〉序》用了14个“最”,赞誉傅斯年的人品、才华和性情。




  信

做人根本  无信不立

蒋“法制观念甚微”,毛“不过宋江一流”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儒家所说的“信”,原义是诚信、信用。君子应当言行一致,诚实笃信。本篇所说的“信”有两义:一曰诚信,二曰信念。


1949年11月15日,傅斯年在《台湾大学第四次校庆演说词》中,为台大确立“敦品、力学(励学)、爱国、爱人”的校训。“敦品”即“敦厚品行”,他告诫学生“在政治上,立信是第一要义,在个人也是如此。说话不算话,必然得不得到好结果。”类似观点抗战期间也曾谏言蒋介石,“弘济艰难,人格为主,领导百僚,信望为先。平时且然,况此日乎?”(傅斯年《上蒋介石》,1938年7月12日)


傅斯年在校庆演说中揭示,“这一个时代,真是邪说横流的时代,各种宣传每每以骗人为目的,在宣传者不过是想用宣传达到他的目的,但是若果一个人养成说瞎话的习惯,可就不得了。”所以警醒疾呼,“立信是做人、做学问一切的根本,也是组织社会、组织国家一切的根本。”


    傅斯年拥有独立灵魂,拥有心灵自由,拥有士人气节,而且一以贯之,从未动摇。他参政而不从政,既不是国民党员,也不是共产党员;既不信仰三民主义,也不信仰共产主义。国共两党领袖与他皆有渊源,对他而言却皆无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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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斯年与蒋介石


蒋介石是党、政、军的总裁,也是独裁,傅斯年对其人治颇有微词。批评他“此公法制观念甚微”(《致胡适信》,1947年2月4日)老蒋急于拉胡适入阁装点门面,为免北大教授们反弹坏事,病急乱投医,考虑胡的任职令“发表时作一个声明,说明国府委员不是官。”傅不客气反驳,“这样说法是使我永不相信在介公手中,中国能走上法治的。”(《致胡适信》,1947年4月7日)


傅斯年不当官,但不反政府,对国民党政权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1932年9月18日,他在《独立评论》发表《“九一八”一年了!》,重点讨论国难临头中国政治的领导和出路问题,对军阀残余不屑一顾,针对国共两党有褒有贬、褒贬不一,双重复杂心态是解读他政治立场的关键钥匙。


   对国民党而言,是褒中带贬。他一方面批评“国民党所存之革命性尚存几何,及国民党是否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天下共知”,另一方面更力挺“今日之大难题,即在国民党自身弄得没有办法,而中国并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而代之。”


   对共产党而言,是贬中带褒。他一方面“平情而论,果然共产党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为阶级的原故,丧其性命,有何不可。”另一方面更轻视,“共产党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产党共事的经验论,不能不觉得他们也是感情的发泄,而并无建国之能力,所做的工作很多还是洋八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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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7月1日,毛泽东等到机场迎接来延安访问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左五为傅斯年。


1945年7月1日,傅斯年以参政员身份,与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左舜生、章伯钧一行,由王若飞陪同从重庆飞抵延安,商谈国共合作事宜。访问团在延安停留4天,因北大的因缘,毛泽东单独拿出一晚与傅斯年深谈。“五四”之后26年主客易位,毛泽东已是一党领袖,但傅斯年还是傅斯年,傅斯年就是傅斯年,依然保持着独立人格,神态举止不卑不亢,不失大体。


夜谈之时,毛称赞傅在“五四”时期的功绩和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傅回应:“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此处“我们”应指傅斯年、罗家伦等当年“五四”时代的学生领袖;“你们”应指蒋介石、毛泽东。


傅斯年按照士大夫的儒雅传统,请毛泽东题字留念,毛慨然允之。7月5日题赠条幅,书晚唐章碣《焚书坑》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另附短信称“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


对毛泽东题诗尤其是“刘项原来不读书”一句,有多种解读,笔者浅见,毛赠诗用意两层:一、互谦;二、自得。就学问而言,傅斯年学术功底深厚,中西文化合璧,毛泽东没有机会以延安整风的手段让其臣服,而是平辈论交(条幅落款“书呈孟真先生”)。毛在附信中说得明白,傅“过谦”,他述诗“广之”。既然是“广”,或者扩充傅的功绩,或者扩充自己的不足;就国事而言,秦始皇以为焚了书、坑了儒,就可以江山永固,实际上还是“帝业虚”、“空锁祖龙居”;不读书的人照样造反,在北大学问不如傅、名气不如傅的人照样指点江山,“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沁园春·雪》)。

 

据罗家伦披露,傅斯年认为,“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和毛单独聊一夜时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




“霸”得真实  “霸”得可爱

感情冲动,私事甚少,为公者极多。”


   傅斯年性格之中,最张扬的就是“霸”,最受诟病的也是“霸”。他铮铮铁骨,坦荡狷介,一改知识分子唯唯诺诺、明哲保身之陈习,因此获得“傅大炮”、“傅老虎”的雅号。爱之欲其永生,恨之欲其速死。


史语所的年轻人,见傅斯年有如老鼠见猫。有一天,与傅斯年不和的中央研究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到史语所,感到气氛与前些时候大不相同,便对董作宾传神地说:“胖猫(傅斯年)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董作宾《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


董作宾回忆,“孟真先生对朋友,对同仁,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仁爱他之处在此,但是受过‘训’的年轻人,敬同畏却又压住了他们的‘爱’。”何滋全也说,“我同所内大多数学长、学弟一样,对傅先生是又尊敬又拘束,用三个字来表达,那就是‘敬’、‘怕’、‘亲’。”(何滋全《独为神州惜大儒》)


   陈寅恪大师对傅斯年的“霸气”也头痛,敬而远之。因陈不来李庄驻所,傅逼迫中央研究院将其专任研究员解聘、降薪,两人多少有些隔阂。1943年,陈写给史语所同仁诗的颌联是“读书渐已成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似乎隐含了他对傅斯年的不满,认为傅斯年已成‘秦吏’,自己需要躲避一下。”(王晴佳《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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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寅恪与傅斯年


傅斯年确实是“霸”,但暇不掩瑜,他霸得真实、霸得可爱、霸得公道,很多时候“霸”是基于公心、公事。


   傅斯年治校民主,并不霸道。他答复政府公文会让秘书那廉君代笔,但学生们来信都是亲笔回复,以示尊重学生。学生质疑征文奖金300元过高,他写公开信回应解释。而且声明:我在学校里,“公事公办”,“说话算话”。我的提案,在学校的会议中不是永远能通过的,时常别人有更好的意见,但是我从来不曾用过“否决权”。(傅斯年《致诸同学第二封信》)


傅“胖猫”是史语所终身所长,主政22年,期间研究所需资金、项目主要靠他协调争取。他去向蒋介石、陈诚要经费,常常满载而归。陶希圣曾说:“傅斯年活着时,人们怕他,可是等他一死,遇到事情要争道理时,没有人出来为你争了。”(《王汎森:傅斯年是一个时代的表征》,南方都市报)


人贵有自知之明,傅斯年也有自我反省。1942年2月6日,在高血压病治疗、休养大半年后致信胡适,分析自己的性格和病因:“我之性格,虽有长有短,而实在是一个爱国之人,虽也不免好名,然总比别人好名少多矣。”“只是凡遇到公家之事,每每过量热心,此种热心确出于至诚。”“感情冲动,私事甚少,而为公者极多。性情如此,故得此病更不易治。”“我本心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之故,而思进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去跑来。”这是他的宿命,也是他的抗争。


  傅斯年具儒家名士之古风,对贪腐渎职权贵,从来没有好脸色,舍得一身剐,敢把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宋子文)拉下马。但对低级职员、学生、工友,总是和蔼可亲。“常到校长公馆去的人,老是看到傅校长和他的汽车司机对坐而弈,并且神情怡然,一点没有校长的架子。”(唐本祥《傅校长没有死》)


1950年12月22日10时30分,傅斯年的遗体送往火葬场,学生们一路哭泣送行,手执小旗,上面写着:“校长,回头来瞧瞧我们!”现场记者于衡事后回忆:“傅斯年先生逝世,是我采访二十五年中,所见到的最真诚、最感人的一幕。”(台北《传记文学》,1973年第5期)


罗家伦也说,“一个人死后,弄到这许多朋友们流泪,许多青年学生们,千百成群来痛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件普通的事!”称赞傅斯年是“纵横天岸马,俊逸人中龙”(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蒋梦麟用“学府痛师道,举国惜天才”的挽联表示哀悼。


人生几何,去日苦多。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人?我留什么迹?每个人都会思索这些“天问”,或多或少而已;也会作出选择,主动被动而已。也许一生找不到满意的答案。


儒家为此提供“三不朽”的入世标准:“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明代大儒王阳明的故居有一副楹联: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明理明知明教乃万人师。胡适称之为“三W的不朽主义”,即用“Worth、Work、Words”,分别对应“立德、立功、立言”。(胡适《论继承之不近人情》)


   傅斯年一生立言、立功、立德,先贤风范,后世敬仰,是“一个到处成为道义力量的人”(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孟真不朽,则士林不朽、中国不朽、文化不朽!

                                    2015年12月20日一稿

                                                     12月25日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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