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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念傅璇琮先生
作者: 刘 石  日期:2016年11月06日 来源:东方早报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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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璇琮先生八十大寿时的合影  

    

    1988年9月,我自蜀中负笈京华。行前,家父同窗挚友、四川大学中文系张清源教授嘱咐我,她与傅璇琮先生的夫人徐敏霞先生是北大研究生时的同学,让到京后代致问候,我明白这实际上是长辈有意为晚学创造求教学界前辈的机会。于是当年秋冬之际,我第一次去中华书局见到了傅先生,不大的办公室杂乱无章地堆满书籍,当时的傅先生不过五十来岁,瘦弱但精神,几乎没有多余的话,便问我打算做些什么研究,我也不知道当时胡乱说了些什么,只记得不管说什么,他的回答总是好的好的、是的是的。低调、随和、谦逊,一如我当时对中华书局这个大名鼎鼎的出版社的印象:地处喧腾的王府井大街,一进入它的大门,似乎便隔断了红尘,简朴的陈设与幽邃的气氛让人怦然心动。  

    转眼到了1991年夏天博士论文答辩的环节,启功先生几次与我斟酌答辩委员人选,最后圈定了校外三位:傅先生、冯其庸先生和袁行霈先生,校内两位:邓魁英先生和张俊先生,并请傅先生担任答辩主席。后来知道答辩的这一天也是傅先生值得纪念的一天,因为在答辩会的间歇,他说他头一天接到了中华书局总编辑的任命。  博士毕业之际联系就业单位,我所以选择中华书局因素颇多,但必定与第一次去拜见傅先生时中华书局留在脑海里的印象有极大关系。文学室主任许逸民先生通知我,最好请导师写一封推荐信,更利于我的求职。启先生的信竖行,抬头是“璇琮、逸民同志赐鉴”,二位先生的名字是并排书写的。后来启先生在给我的信中也提到,“在傅许二公身边,工作即是学习”。后来我一直没问过进中华书局的细节,但我想身为中华书局总编辑的傅先生,一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供职中华书局近九年的时光,最早一次与傅先生的工作接触,是大约1992年春夏之际,随傅、许二先生和文学编辑室副主任徐俊兄一同去南开大学,与罗宗强先生谈他的文学思想史系列的编纂与出版。傅、罗二先生年龄相若,既为同行,更是挚友。当时教授的生活条件与今天别如天壤,罗先生说他正等着校内留学生离校,好买一辆二手自行车。因此,当他要请我们一行吃饭时,傅先生执意不肯,我们有意转请,他们更不好意思,结果只能是我们独赴狗不理。当从校门口喊了两辆三轮车离开,车已经骑出十几米,罗先生让他的学生张毅追上来,往两辆车的车夫手里各塞进一张票子。  

    第二年我从文学编辑室转到国务院(后改“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傅先生本有中华书局总编辑的重任在身,但作为新一届古籍小组秘书长,受小组组长匡亚明匡老之托,直接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各项工作,我受到傅先生的耳提面命就更仆难数了。要我现在来总结当年对傅先生的印象,那就是工作内容上一以学术为旨归,工作风格上可谓霭如春风,从来没有一丝领导的架子。  

    傅先生平时言语不多,交谈内容几乎不牵涉工作之外。但有一天他来到我的办公室,也不说话,只笑吟吟地递给我一个用报纸包裹的东西,打开一看,是一个大镂花玻璃盘,原来,傅先生知道我快要结婚了,这是送给我的贺礼!我竟一时语噎。外表上看起来粹然儒者的傅先生,内心也是充满人情味的!  1996年末,匡老以九十一岁高龄去世。次年中,匡老一手创刊,张岱年先生主编,问世不过四年却已颇具影响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等不到年底即被新闻出版署叫停,连交了一整年刊费的订户的利益都无暇顾及,却没有一个人向我们解释过原因。我手头没了具体工作,一时反倒觉得轻松。就这样过了一年多,1999年初夏的一天,突然接到电话,电话那头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蓝棣之教授,说系里正在考虑我的调入问题,希望暑假后先去上课。我与蓝教授素昧平生,与清华中文系也从无交往,一时间以为他找错了人,询问之下,才知道是傅先生推荐的我,蓝教授也诧异于傅先生竟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当事人!后来傅先生才告诉我,因为一年多来古籍办的工作没法正常开展,他早就在考虑办公室里年轻人的出路问题了!傅先生对后学的提携是天下共知的,他被称为当今的韩荆州,岂虚言哉!    

    我于1999年底正式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见到傅先生的机会自然骤减了,但傅先生和很多老辈学者一样,有一副特别强健的笔头,他将平时口头未曾表达的所思与所作诉诸笔墨,用不着雕琢,随手写来便是至文。有时,信夹在印有他新发表的文章的杂志或复印件里寄来,我于是能知道他新近又发表了什么文章,又给什么新著写了序言,知道他最近在思考什么学术问题,有时从字里行间也不免感知到他的一些思想情绪。他退休了,一度有些失落,这种失落与世俗的权力贪恋毫不相干,而是缘于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一种怅触。 

    2007年间,我承乏作中文系主任,当时的清华中文系和学校其他一些文科专业相似,规模小,缺大师,系务会同仁普遍感到,除了积极引进优秀学者外,名家的引导对学科发展十分重要。几经商量,人选都议而难决。当我提出傅先生,大家才猛然间觉得找到了理想的人选。傅先生不仅名头大,与清华的关系和对清华中文系的支持也由来甚久。他和夫人徐敏霞女士1951年考入清华中文系,两年后因院系调整转到北大中文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清华复建中文系,有意聘请他担任系主任,但他甫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事遂不行,只应命兼职教授。现在傅先生业已退休,或许有机可乘。我们将此想法报告给分管文科工作的谢维和副校长,得到他的积极支持和大力推动,很快学校就决定全职引进傅先生,并成立古典文献研究中心,聘请他为主任。2008年5月,研究中心举行成立仪式,冯其庸、徐苹芳、田余庆、李学勤等学界名宿与会,校长顾秉林、副校长谢维和与会,顾校长在会上对傅先生的加盟寄予厚望,并作了重视基础文科的讲话,对正在加速发展的清华文科必定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清华的八年,也是傅先生生命的最后八年。傅先生家住六里桥中华书局宿舍,与学校之间很有一段距离。从开始我们就跟傅先生反复强调,他来校的次数和时间视其方便,学校全无要求,但傅先生在最初的三四年间,每周三、周五上午必到校,如遇天气不好,则顺延一天。后来有所减少,也不少于每周一次。他总是大清早即到校,偏偏我是夜猫子,常常在早晨七点来钟被他从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叫醒。最后两年,傅先生逐渐不良于行,但也一直坚持到需要院收发室或系办工作人员搀扶着上楼为止。  傅先生在清华期间招收了两名博士生和一名博士后,为研究生开设过专题课,外系以及外校的同学都来旁听。研究方面则做了几件大事。一是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与宁波市鄞州区委宣传部合作成立王应麟研究基地,傅先生主持《王应麟著作集》的编纂工作,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鄞州王应麟是南宋大儒,治学面广,著述丰富,学术史地位相当重要,却直到七百多年后才有精审的全集整理本问世。二是仿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及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主编《唐才子传校笺》例,主编并出版《宋才子传校笺》厚厚四册。此书不仅是宋代作家生平研究的重要成果,在撰著体例上也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从一定角度上讲,是一部自我作古的学术著作。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重启并完成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与顾廷龙顾老共同主编一千八百巨册《续修四库全书》时即动议而久未能付诸实施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从2009年10月在清华大学召开“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编纂学术研讨会”始,到辞世之日止,傅先生在最后的六七年中,念兹在兹的就是这一桩事。举凡制订凡例、规划作者、审订稿件、督促出版,傅先生无不亲力亲为。在当今的学术环境下从事这种集体撰著而且是提要类撰著,真是吃力不讨好,何况《续修》收书五千六百余种,广涉四部,学科繁多,邀约作者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傅先生是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名的学者,又居中华书局掌门职位多年,对学术界情况了如指掌,不少学者尤其是知名学者都与他熟稔,得他帮助与提携的不在少数,是傅先生的亲点乃至亲邀使他们无法推脱。完全可以说,没有傅先生,这项工作至少不能在这个时间段开展,也不能在不算太长的六七年中完成。这六七年间,我目睹了傅先生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怎样的方式工作。就我个人而言,不仅以有机会在他身边协助完成这一有意义的学术工作感到荣幸,过程中获得的治学态度和人生观的感悟,亦将坚定我在自己认定的人生道路上前行。  傅先生生前只看见了他晚年精力所系的《续修提要》史部和集部的出版,这令人既感欣慰,又深为怅惋。他刚开始仍然像史、集二部一样,亲审经、子二部的样稿和初稿,后来因身体原因无法逐条审读,直到缠绵于病榻,还反复向我表达他的不安。  

    傅先生之与清华,还有有趣味的一件事。现而今“清华简”举世著名,其丰富的史料价值通过李学勤先生及其团队的研究正在不断呈现出来。而其得以入藏清华大学的机缘,正源于与傅先生有关的一场餐聚。那是在2008年6月初,时任校党委书记陈希宴请刚到校不久的傅先生夫妇,并请另两对夫妇——杨振宁先生夫妇和李学勤先生夫妇作陪。李先生与傅先生是清华时期的同学,席间,李先生向陈书记首次提及这批后来被称作清华简的简册,陈书记问价值如何,李先生的回答极简而极有效,说这是一批连司马迁都没有见过的东西,就是这句话打动了陈书记,由此拉开了引进这批竹简的序幕,后来又因这批清华简,顺理成章地有了后来千家高校趋之若骛的“2011协同创新中心”的花落清华。  人们都爱说世间上的事是偶然中有必然,但我总以为必然是在某个时空的必然,假设没有某种偶然因缘的凑泊,错过了属于某种必然的特定时空,可能的必然未必就能落实为已然。所以,我个人宁愿将这一次餐叙引致的清华简的必然,当成是傅先生给予清华大学的一个大bonus。    

    傅先生是一个极为纯粹的学者,有着传统文人的修养和品格。除了学术,他似乎没有别的爱好。记得中华书局组织去房山春游,人人都在跋山涉水,只有他在一块唐碑前驻足,后来对身边的人说,这块碑应该告诉陈尚君,他不是正在编《全唐文补编》吗?这是我第一次知道陈尚君兄在干这件事。  

    2012年11月,正逢傅先生欣开九秩,多年来晨夕奔波,热忱参与和支持各种学术活动的他,坚辞四方学人和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各类机构举行庆寿活动的要求,只由中华书局组织了一场不过十来人参加的座谈会。在他执教的清华大学,则是由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的几位学生代表来到古典文献研究中心,送上一束鲜花和一册影集,影集里摭拾的是他四年多来续缘清华的部分场景,从学术会议的讲话,到研究基地的揭牌;从与同系师生的聚会,到逸夫馆边林荫道上的漫步。影集前缀有两行题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清华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师生敬贺。”  

    傅先生善著书而不善言辞,一如古代的司马长卿和现代的王静安。有一次在杭州开会,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的谷辉之女史正随吴熊和先生读博士,会议闲暇,她对傅先生说,您跟我们说说怎么做学问吧。不承想这成了让满肚子学问的傅先生颇费踌躇的一个问题。他认真地想了好一会,才说是这样的,我用中华书局五百字的大稿纸一撕两半,遇到有用的材料就抄下来。看着周围伸长脖子等着取经的人疑惑的眼神,傅先生补充道,就这些了。这让我刹那间想起了王国维,每当有人请教他问题,得到最多的回答就是“弗晓得”、“弗的确”。什么叫“君子盛德,容貌容不足”,这就是啊!我开玩笑说,傅先生,照您这么一说,我们都没办法做学问了,为什么?弄不到中华书局的大稿纸啊!一句话把大家说得笑起来了。   

    傅先生平生俭朴,熟悉他的人不会忘记,他外出时拎的都是哪次会议发的文件包,轻便而不经使,好在他参加的会议多,磨到破烂发毛的程度总有的可换,颜色不同,样式各异,简易则一也。在清华八年的头五六年间,他都是乘公共汽车来上班,中间需要在人民大学中转一次。我提出各种方案,如找一辆专车接送他,找学生陪护他,他都坚决谢绝。谢副校长很严肃地对我说,一定不能让老先生赶车来上班,没有经费我来解决,出了问题你要负责,我也只能心里叫屈。后来自觉腿脚不便了,遂改打的,却只打到人大东门,理由是从家里去公交车站需要行走,但从人大东门乘公共汽车到清华西门,再搭校园小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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