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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 游行总指挥的历史进退
作者:叶胜舟 日期:2019年04月18日 来源:news.hexun.com

       

       姓名:傅斯年 时年:23岁 身份:北大国文门学生, “五四”游行总指挥 地点: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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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夏,德国,陈寅恪(立排左二)、章士钊(立排左四)、陈西滢(立排右四)、傅斯年(立排右二)、何思源(前排右二)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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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斯年(左)与胡适。

       新文化运动的猛先锋、“五四”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在纪念五四运动25周年的文章中,为“五四”辩护,也在反思中坦承“五四”的缺陷,并回应“五四”的争议。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社会各界对动机没有异议,肯定是忠诚爱国;对行动却有争议,例如殴打、火烧、捣毁家具明显是暴力;对成果也有争议,例如对传统文化的过度否定、对外来思潮的过度迷信。

       傅斯年在中国学术界、教育界、政界叱咤风云,是个百年不遇的“天下之奇才”(蒋梦麟语),在北大求学时就是个风云人物,天赋、才华、锋芒已淋漓尽致地展现。胡适称他为“北京大学的最优秀的学生”;邓广铭早在极闭塞僻陋的村塾中读四书五经时,塾师就告知傅是“北京大学最杰出的学生”、“黄河流域的第一才子”。

       提起新文化(300336)运动、五四运动,无论褒贬毁誉,无论政治立场,傅斯年必定是一个重要存在,不能绕,也绕不过。

书生意气,弄潮“五四”

       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北大。当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消息传回国内,举国震惊,北京学生发出正义的怒吼。1919年5月1日或2日,傅斯年和许德珩、周炳琳、罗家伦等商量,既要对于国事有所主张,又要保存北大。办法是在5月7日国耻日,由北大学生在天安门率领一班群众暴动。可见北大学生中的意见领袖,不分政治立场,对组织学潮抗议侵犯中国主权、施压政府、唤醒民众、保护母校,在“五四”前夕已有策划和共识。

       5月2日,蔡元培从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处获悉,中国政府拟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当晚就将此消息告诉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段锡朋,以及国民社的许德珩等人。原定5月7日的“国耻日暴动”,时间不得不提前,方式也更文明。5月3日晚7时,经蔡元培批准,北大学生在法科(后来的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开会,决议次日联合各校游行,当场公推傅斯年等20个委员负责召集。

       5月4日上午10时,北京13所大学学生代表在堂子胡同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召开游行示威筹备会议,傅斯年又被公推为会议两主席之一,另一位是段锡朋。下午1时左右,北京3000余学生在天安门集会,打着写有“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款”、“拒绝签字巴黎和约”等标语的白旗。总指挥是傅斯年,他扛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前列。

       在天安门短暂集会约半小时,游行队伍前往使馆区,但学生队伍在东交民巷西口被巡警阻止不得通过,只能向美、英、法、意等四国使馆递说帖。四国公使无一出面,因为当天是星期日,他们都不在使馆,“只有参赞出来接见,表示同情”。四个学生代表(包括有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另一个可能是张国焘)和东交民巷的官员通过数次电话以后,被推选进入美国使馆,留下说帖。

       傅斯年等学生代表与中国警察、四国使馆交涉过程中,大部队在使馆外苦等约两小时。中国的土地,中国人不能进入,中国警察(代表政府)拦在东交民巷入口,阻挡学生的爱国行动,逼迫学生撤退和解散。个体和国族的尊严受到进一步刺激伤害,学生愤怒情绪在酝酿、在膨胀,游行秩序开始失控。国家快亡了,此时不起待何时?随即有人高呼“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

       其实,傅斯年对攻打赵家楼一事有保留,和国民社的许德珩等人有分歧。他担心发生意外,“曾劝说同学不要激动。但喧嚣愤怒的声浪,使傅斯年无法控制局势。”(见吴相湘:《傅斯年学行并茂》)他只好带队前往曹宅。

       随后发生了火烧赵家楼、殴打章宗祥的情况。傅斯年离开之时,赵家楼已烧了起来,他冷静地做了件聪明事,“把他一本日记簿,上面写着许多代表名氏,往火里一丢,马上烧掉了。”1919年5月7日,陈独秀致函胡适,表示:“京中舆论,颇袒护学生,但是说起官话来,总觉得聚众打人放火……难免犯法。”

北洋政府现场逮捕32名学生,其中北大学生20名,包括段锡朋、傅斯岩、许德珩、杨振声、江绍源、易克嶷等活跃分子,偏偏没逮住傅斯年这位“带头大哥”。避风头的傅斯年没有马上回北大,而是当晚才回。由烧代表名单免除证据后患、在外避风头躲追捕两个细节,可知傅斯年比同龄人更成熟、更理智,既有危机意识又有生存能力,既能掌握全局又能雕琢细节。

       北京学生“五四”游行之后,全国城市(尤其上海)纷纷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北洋政府承受着强大的民意压力和舆论压力,6月28日,其代表团终于在原定签约日,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是五四运动政治抗争和思想启蒙最直接的胜利果实。

       五四运动之前,傅斯年对中国的前途悲观,“总觉得中国人的民族是灰色的,前途希望很难说”;五四运动之后,他的信心开始确立,“我才觉得改造的基本的萌芽露出了”。(傅斯年:《中国狗和中国人》)“爱国主义与自由主义并行”,“激动了青年的内心,没落了北洋的气焰,动荡了社会上死的寂静”(傅斯年《“五四”偶谈》);“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傅斯年急流勇退,从赵家楼回来的次日就与运动脱钩。导火索是5月5日“有一个冲动到理智失了平衡的同学,同他打了一架,于是他大怒一场,赌咒不到学生会里来工作。”这是罗家伦的记载,虽然回避了打架的原因、细节,但傅斯年性格中刚烈急躁的一面,寥寥几笔,跃然纸上。

       与傅斯年冲突的对象,傅乐成说是胡霹雳,台湾“中研院”院士王汎森说是许德珩。冲突的程度,有说傅的眼镜被一掌打掉,有说傅挨了耳光。总之是山东胖大汉傅斯年吃亏。

       性情中人,毁誉参半

       批判拳头,不能代替拳头批判。说到打架,傅斯年不止和一人干过。他直率冲动、好辩好斗。

     《新青年》编辑、留学后任北大教授的刘半农,和他是十六七年的知己,年仅43岁病逝。傅斯年痛惜不已,流泪数次,称刘是“友人中最努力之一位,北大老教员中第一位不该死者”,“想到我们打架时,不知涕之泣然也”。

       年轻时的傅斯年不仅会打架,而且会撒泼。他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文科学长、系主任时,一天和人吵嘴打架,洪荒之力用完,也没占到便宜,转身就去搬救兵。找到中山大学教授罗家伦、何思源,一见面就把皮包往地上一摔,一屁股坐到地上,张嘴大哭,非要兄弟们帮他去打架出气。很难想象这是一位30余岁大学教授的行为套路。

       傅斯年因“打架”退出五四运动只是表因,还有三层内因:

       其一,性情中人,尤其年青时更情绪化。罗家伦说傅“是一个以感情用事的人,一拳被打万念俱灰了”。段锡朋当时在北大的名气不如傅,是傅在新潮社的小兄弟,也加入国民社。北大学生本来要推傅做刚成立的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傅挨了一拳撂挑子,结果只好推段做首任主席。

       其二,受胡适影响,对学运保持距离,更不支持罢课。五四运动后期,北大学生罢课。许德珩晚年回忆,“胡适曾亲自出面要学生复课,遭到学生的拒绝。胡适又想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提议把北大迁到上海,愿去者签名,傅斯年、罗家伦都签了名。陈独秀先生知道后,把傅、罗叫去训了一顿,此事遂告寝。”

       其三,傅即将毕业,根本没有做职业革命家的想法,必须务实考虑人生规划。“自此而后,当闭户读书,努力为文化运动之一前驱小卒。惟学问可以益人益己,学本无成,出而涉世,本无当也。”

       1919年9月9日傍晚,傅斯年、张国焘等5名北京学生代表,随蒋梦麟到美驻华使馆,欢送退休回美的芮恩施公使。双方交谈时,傅斯年表明自己的志向,“此后当发愤为学术上之研究,谋劳动者之生活,以知识喻之众人,以劳力效之社会”、“独立创造新生活,以图淘汰旧生活”。

       1919年6月,傅斯年在济南参加山东官费出国留学考试,成绩优异,考了82分,第二名。但考官们都不主张录取,因为他是《新潮》主编,是五四运动总指挥,是闹事的激烈分子。北大学长、时任山东省教育厅科长陈雪南力排众议,说:“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而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傅斯年有惊无险,最终过关。出国留学前,北大校长蔡元培书陆游《初发夷陵》诗“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相赠,勉励他在学问上豁然开朗、开天辟地。

       傅斯年树大招风,何止留学遇险,校内外都有非议。“平日任气使性,不知人情为何物,故获怨于人者尤多”,匿名恐吓信就收到两三封。“自《新潮》出版,波澜层生,即同学中非之恨之者亦复大有人在。”段锡朋曾对傅斯年、罗家伦说:“二兄持新文学,反对之者引为众的。”

        他还常被谣言中伤。有人声称,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陈独秀、胡适对此很气愤,分别为北大出众的学生辟谣。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写文章公开驳斥:“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

        “新潮”涌动,爱深责切

         1919年1月1日,傅斯年主编的《新潮》出版,是《新青年》最坚定的同盟军。

       《新青年》《新潮》被保守人士视为“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这两份分别由北大教授、北大学生主办的杂志,近在咫尺,相互呼应,同仇敌忾。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傅斯年写了许多文章,传播自由思想,支持文学革命,评论社会问题。他先于同辈青年启蒙觉醒,怀着强烈的人文关怀,批判传统糟粕,批判残酷现实,奔腾于时代浪潮之尖,不仅成为公认的学生中的意见领袖,而且显露出未来学术领袖的精神气质和风范。

       为什么反对旧文学、拥护新文学?他紧扣一个“人”字:“我们所以不满意于旧文学,只为它是不合人性、不近人情的伪文学,缺少‘人化’的文学。我们用理想上的新文学代替它,全凭这‘容受人化’一条简单道理。”

      他抨击我国汉朝之后的文学,“义贫而词富,情寡而文繁,炫耀博学,夸张声势,大而无当,放而无归,瓠落而无所容。”又从“人”的视角分析,我国自明中叶以来的文学复古,导致“文学与人生不免有离婚之情,而中国文学遂成为不近人情,不合人性之伪文学。”

       中国传统文化难免有“糟粕”,例如鼓吹专制、压抑个性、培养奴性。新文化运动是个性解放的运动,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就主张个性自由、人格独立。“以为群众不宜消灭个性。故同人意旨,尽不必一致”,倡导青年学生“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

      年纪轻,易冲动,思想难免激进纠结。1918年11月4日,傅斯年写《万恶之原》的文章,语不惊人死不休,断言中国家庭一无是处,是“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是“万恶之原”。因为中国的家庭教育孩子“服从社会,好来赚钱”、“戕贱人性”、“奴隶生活”。也许他有包办婚姻失败的切肤之痛,文末鼓吹解决的办法:“独身主义是最高尚、最自由的生活,是最大事业的根本”。

       爱之深,责之切。傅斯年对中国传统文化如此猛烈、激进的炮轰,不是不爱,反而是爱得太深、太重、太苦。他的多年同事李济分析,傅斯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动机,“帮助他推动这一学术事业的真正的力量,还是一个‘爱’字。因为他爱中国及中国的文化”;“他提倡新文化,正是要扶植旧文化里好的、灿烂的及有益全体人类的一面”。傅斯年以毕生的精力,追寻和弘扬中国文化的长处,诊断和反省其短处。

       这种表面矛盾、内核真挚的“爱深责切”情结,在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中广泛存在。经历五四运动洗礼的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探索实践弱国复兴、社会公共领域有强烈的自主意识,试图通过自我救赎,再实现社会与国家救赎。胡适曾表白他们的共同心迹:“我们提倡自责的人并非不爱国,也并非反民族主义者”;“我们正因为爱国太深,故决心为她作诤臣,作诤友”。

       1958年5月4日,台北“中国文艺协会”纪念五四运动39周年。胡适在演讲中称赞创办《新潮》的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是“北京大学那个时候最成熟、最高材、最有学问、有知识、有见解”的学生。

       清结旧账,开辟“新路”

       王汎森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的英文论文是《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第五章、第六章分别以“五四精神的负担”和“一个五四青年的晚年”为题,并在“结语”中将傅斯年后半生定位为“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

       所谓“五四青年的失败”,其实是矛盾、挣扎、探索。并非傅斯年的个案,更是群体的宿命、时代的悲剧。傅所处的时代,先是外魔觊觎,晚清无能,丧权辱国;继而军阀混战,尔虞我诈,生灵涂炭;随后日寇入侵,狼烟四起,山河破碎;接着国共内战,两岸对峙,敌意难消。

      此时中国受尽百年凌辱(1840年-1945年),被外国贬称为“东亚病夫”,几乎失去自我净化、自我生存能力,迷茫处于微弱星光下的命运十字路口:从哪里来?向何处去?未来还有光明吗?需要一个简洁、有力、生机的答案,需要优秀知识分子首先作出判断和选择,需要方向感、节奏感、分寸感,需要想象力、爆发力、持久力,这几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不堪承受之重。

       傅斯年既经学功底深厚,又狠批传统文化;既个性张扬,又尊师重孝;既拥护全盘西化,又强烈爱国救国;既要自由主义之民主,又要社会主义之平等;既传播西方启蒙思想,又为俄国革命叫好甚至向往。“困窘、歧异和矛盾在傅斯年的思想和著作中非常显著。他被冠以‘一团矛盾’的诨名”,“同时集破坏者和建设者于一身”。

      关于五四运动的领导权长期有争论。学生中的意见领袖和自由主义领袖认为,五四运动是自发的、无计划的,无政治势力策划,与政治派别都没关系。1946年8月,傅斯年在《漫谈办学》中披露,“我深知其中的内幕,那内幕便是无内幕。”罗家伦证实,“当时五四的发动,完全出于青年纯洁爱国的热情,绝无任何政党和政团在后面发纵指使。”

       五四运动24周年、25周年,傅斯年连续写纪念文章反思。1943年,他认为,这个运动的现实价值,是“巴黎和会上中国未签字”、“为颠覆军阀之前驱”;这个运动的历史价值,是“为‘文化的积累’留下一个崖层”。五四运动彻底检讨中国文化,引进西方文化,“在今天看来,不少太幼稚的话,然其动荡所及,确曾打破了袁世凯段祺瑞时代之寂寞”;“今天说‘科学与民主’,也不算是过时罢?”

       1944年,他清醒地说:“整个运动的成就上,所以消极方面的成就比积极方面的多”;“若有人今天依旧全称的、无择的讴歌‘五四’,自是犯了不知世界国家演进的愚蠢,其情可怜。”他一方面承认当年“感情策动之下,必有过分的批评”,另一方面也为此辩护:“激流之下,纵有旋涡,也是逻辑上必然的,从长看来,仍是大道运行的必经阶段”;“与其自信过去,而造些未曾过的历史奇迹,以掩护着夸大狂,何如自信将来,而一步一步的作我们建国的努力?”在急剧动荡的时代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移植新学术、新思想时的“两难”无所不在。

       时间公正,人心柔软。政治斗争的浓雾慢慢淡化,“零和”不再受推崇,扭曲的真相逐渐复原、清晰。傅斯年、鲁迅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虽然因交恶分道扬镳,但用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文章中强调两遍的一段话,评论傅斯年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之后作为思想家、教育家对青年学生的良苦用心颇为贴切:“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先知先觉的傅斯年,手执思想的火把,“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鲁迅语),上下求索,踟蹰而行。

       恢复民族的固有道德,诚为必要,这是不容怀疑的。然而涤荡传统的瑕秽,亦为必要,这也是不容怀疑的,假如我们必须头上肩上背上拖着一个四千年的垃圾箱,我们如何还有气力做一个抗敌劳动的近代国民?如何还有精神去对西洋文明“迎头赶上去”?——傅斯年《“五四”二十五年》(原载重庆《大公报》,1944年5月4日,“星期论文”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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