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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人应知应晓傅景阳
作者:刘功成 日期:2016年01月14日 来源:大连日报 浏览:

    


傅景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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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人应该知晓傅景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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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5日是中共大连地方组织成立90周年纪念日。值此时刻,不能不提的就是大连第一个共产党员傅景阳(1900年—1942年),本报特邀大连工人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大连市工人运动学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刘功成为大家解读傅景阳的传奇人生。

  刘功成研究傅景阳已有35年,亲访过傅景阳之妻、子、工友等数十人,并搜集了十余种有关傅景阳的档案文献、日文历史资料,在大学学报和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多篇关于傅景阳的文章,在他的笔下我们更能对傅景阳在中共大连地方史、大连近代史上的地位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傅景阳到底是什么时间入党的?

  傅景阳是大连最早的中国人工会组织(工学会)和中共党团组织的主要创建人,曾任大连中华工学会委员长、南满铁路工会委员长、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共青团大连特支、地委委员,中共大连特支工运委员、地委工运部长等职。他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其入党时间是大连地方工运史、中共大连地方史无法绕过、无法回避的问题。但长期以来对此有不同的说法。

  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1924年初,李振瀛第二次来到大连,指导工学会的工作,亲自介绍傅景阳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连地方党史部门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认定傅景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依据是共青团大连特支书记杨志云1925年11月15日写给团北方区委报告所列大连团员名表,其中在“何时入校”(加入青年团)一项中写的“十三年六月”,在“入大学否”(加入共产党)中填写的是“已入”。

  据此文献得出“傅景阳1925年入党”的结论,在逻辑上存在以偏概全的不周延性,因为还有1925年之前的时间段没有排除。怎样解读这个历史文献?我认为应当把这个问题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寻求相关人物和相关文献的佐证。

  中国共产党派李震瀛等于1923年下半年到东北建立党团组织。同年11月25日,李震瀛写给邓中夏等的《团哈尔滨支部工作计划及个人近况》报告称:“我们S预备用劳工作中坚,所以进行得稍慢些。不过知识阶级亦不放弃。S和C是截然要在知识阶级方面分开做的”。 此S是S.Y即青年团的英文缩写,C是C.P即共产党的英文缩写;报告说明哈尔滨发展党团员是“分开做的”。1924年1月,李震瀛到大连,秘密活动近4个月,在发展团员的同时,亦“用劳工作中坚”,发展党员。罗章龙的文章可为佐证。罗章龙在《关于东北筹备建党考察工运的回忆》中说:“1924年夏,大连党、团组织建立起来了。在南满活动的主要有傅景阳”。杨志云写给团北方区委报告名表,对加入青年团有确切时间记录,而对加入共产党则无时间记录,为何如此呢?一则因名表中只有傅景阳一人是党员,其入党时间即入团时间;二则因傅景阳是“跨团党员”,无需再标明“何时入大学”,只填“已入”可也。杨志云注明这些人“入校”时间是1924年6月,而李震瀛此时早已离开大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时间差呢?其实很简单,按当时的组织规定,地方发展的党团员须经党团中央批准。1924年6月就是党团中央批准大连第一批党团员的时间,这与邓中夏第一次到大连的时间(1924年6月12—18日)相吻合,正是邓中夏把中央批准的大连第一批党团员名单带到大连。

  综上所述,用考据学和口述史学相结合的方法考证,我认为傅景阳入党时间是1924年(准确地说是1924年6月)。而1925年说,除以杨志云写给团北方区委报告所列名表为依据,至今没有提出其他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这个从逻辑判断不周延的孤证中得出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

  傅景阳的三大历史贡献

  20世纪80年代,我担任大连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主任期间,访问当时健在的20年代的大连工会干部和党团员50多人。翻开采访记录,发现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说傅景阳对大连人民革命斗争有三大贡献:

  一是于1923年12月2日建立大连最早的中国人工会组织——工学会,把大连工人阶级从自发斗争引领到自觉地有组织斗争的现代工人运动的新阶段。

  二是于1924年8月31日成立大连中华团体有志联合会,这是大连最早的反帝联合阵线组织。从此大连大规模爱国反帝活动均由其召集,极大地增强了大连人民反帝斗争力量。

  三是推动五卅运动发展,促成大连大革命高潮的出现。五卅惨案发生后,傅景阳立即写信给在熊岳城温泉疗养的大连中华有志联合会执行委员长傅立鱼,请其速回大连,商议援助沪上反帝斗争。1925年6月15日,大连中华团体有志联合会所属五个社会团体共同发起成立“大连沪案后援会”。6月21日,在市中心“永善茶园”举行“追悼五卅殉难诸烈士大会”。同一天的《泰东日报》报道:“市民自行参加者约万人”,“市内华商皆于门前悬挂国旗,上系黑布,以申哀悼。”会后,傅景阳召集全市工会组织代表会议,动员募捐,救济上海工友。大连各厂工人和工商学各界爱国民众积极响应,掀起长达四个月时间之久的“援沪募金运动”,“此款由大连中华工学会负责汇上海总工会。”

  五卅运动之后,傅景阳领导了东北地区工人运动史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罢工——福纺纱厂“四二七”大罢工,当时新闻界称为“惊天动地之一场大风潮”, 把中华工学会成立后逐步形成的大连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推向顶峰。

  保持民族气节的不屈志士

  20世纪90年代初,我为了把工学会成立日期——1923年12月2日作为大连市工会建会纪念日,在打报告提请市总工会常委会批准之前,多次召开老工学会会员座谈会,就相关问题听取意见。翻开在大连中华工学会旧址召开的座谈会记录本,唐韵超、王元凯、于全福、初玉昆、李长生等十多位工学会干部和中国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工学会会员孙长贵等多人都谈到:日本资本家见傅景阳精明强干,在工人中有很高的威信,几次用高职厚禄收买他,遭到他义正辞严的拒绝。

  从1924年冬起,沙河口警察署派高等刑事金平元专门监视傅景阳,福纺纱厂“四二七”大罢工爆发后,又加派汉奸刑事窦文喜跟踪他。傅景阳机警地同敌人周旋。1926年6月24日下午,他佯装到刚竣工的满铁医院看病,前门进后门出,甩掉盯梢,赶赴周水子,主持召开大连13个工厂的工学会基层组织声援福纺纱厂罢工大会,并领导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强烈要求释放被捕的罢工工人。大连警察署恼羞成怒,将傅景阳拘捕,“施行无人道之拷打,气绝后喷以冷水使之后苏,每日如是。”逼迫他下复工令,傅景阳坚决不从,还多次利用中共大连地委安排人送饭的机会,传递小纸条,鼓励一同被捕的工友坚持斗争。

  1927年3月30日,经组织营救,傅景阳等罢工领导人获释出狱。但日本租借地当局视傅景阳为洪水猛兽,将其“驱逐出境”,遣送其原籍复县复州城(时属奉天省)监管。不多日,中共大连地方党团和工会组织遭到破坏,傅景阳与党团和工会组织的联系断绝,这种打击比在狱中的酷刑还严重。他连续多日彻夜失眠,以至心脏衰弱。庸医用鸦片为其镇静,使其染上毒疾。

  党内和社会上曾流传傅景阳抽大烟、晚节不保的贬辞。为弄清这个问题,我到北京的傅景阳之妻吕景荣及其儿子傅毅家中进行了专访。

  时年80多岁的吕景荣深情地回忆说:傅景阳因病使用医用鸦片,一度不得不吸食大烟。特务因此放松了对他的监视,他以顽强毅力戒掉毒瘾,1931年春逃离复州城。当时,他家有老母和年幼的儿女,生活窘迫。临行前,他颤抖双手从不满10岁的大儿子傅毅腰上解下别人送给的旧皮带,捆在自己衣衫褴褛的腰间,登上北去的火车,找到移居沈阳的原大连中华工学会副委员长戚铭三,寄宿在戚铭三家中,多次到工人场所寻找党组织,都没有联系上。

  1923年出生的傅毅告诉我:1938年,家人生活无以为继,不得不从复州城迁居瓦房店,姐姐到刚建立的瓦房店轴承厂做工,我写信让父亲为儿谋生计。父亲回信,让我到大连找沙河口工场客车职场刘发宽求职。

  刘发宽说:大连的资本家不可能采用被日本当局“驱逐出境”的工运领袖傅景阳的儿子,让我不要暴露父亲的身份,到大连机械制作所托人介绍做工。我在大连机械制作所做工多年,虽时过境迁,还是听到一些老工人讲傅景阳“为工人办事”、“为工人出气”、“为工人谋福利”的事情 。

  20世纪30年代末,傅景阳到哈尔滨“三十六棚”等处做工,亦未能与党组织取得上联系。长期在日本铁蹄蹂躏下生活,他的心脏病日益严重。1942年8月,他强撑病体从哈尔滨返乡,行至沈阳病倒,在铁西顺兴铁工厂宿舍滞留一个星期,不幸逝世,享年42岁。

  纵观傅景阳的传奇人生:青年时代为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勇猛战斗,功绩卓著;未到而立之年被日本帝国主义摧残狱中,软禁家中;生命的最后10年,背井离乡,生活艰辛,仍追寻党组织。以他的才能和大革命时期的社会声望,只要肯向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当局低头,很容易得到高官厚禄。但他始终保持民族气节,亦堪称不屈的志士。

  1.大连英雄纪念公园里的傅景阳塑像。

  2.位于黄河路658号的大连中华工学会旧址。

  3.大连中华工学会会旗。

  4.福纺纱厂正门。

  5.1925年全国铁路总工会出版《“二七”二周年纪念册》刊载傅景阳的文章《我对“二七”的感想》。

  6.1926年中、日报刊对营救傅景阳的报道。

  7.1976年福纺纱厂罢工纠察队员夏重山在“四二七”纪念碑前向青年职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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