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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主政北大复原
作者:鲁建文 日期:2015年08月22日 来源:湘声报-湖南政协新闻网 浏览: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想让傅斯年出任北大校长,傅斯年却始终没有答应。他以为,自己身体不佳,难以担此重任,而且北大是自己的母校,资历、威望都不如胡适。由于他的再三推辞,1945年8月,国民党政府最后决定由胡适担任北大校长,在胡适从美国回国之前,由傅斯年代理校长职务,主持北大的复原工作。在一年的代理职务中,他坚决拒绝文化汉奸进入北大,与日伪北大的教职人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傅斯年向来就是一个把民族气节看得特别重的人,汉贼决不两立。1937年,日军对华全面开战后,北大被迫南迁,与清华、南开合并组建成西南联大。日军扶植的北京临时政府便收罗一批汉奸文人,利用北大原有校舍成立了所谓“国立北京大学”,下设文理法农工医六个学院,先后由汤尔和、钱稻荪、鲍鉴清等担任总监督和校长。这所日伪时期的北大,打着解决中国青年学子入学就读的旗号,按照“根绝党化及排外容共思想”,“依据东亚民族集团的精神,发扬中国传统的美德,以完成新中国的使命”的教育方针,先后经营了八个年头,配合日军的入侵开展奴化教育。因而,它一直是日军在华期间重要的文化侵略机构,也是当时集聚文化汉奸最多的地方。1945年9月,傅斯年接手北大复原工作后,便在重庆公开发表声明:为保持复原后北大的纯洁,坚决拒绝录用日伪北大的教职人员。并多次强调说:“要命有命,更变这办法却决不可能。”这足见其态度之坚决。

  

  容庚曾是傅斯年创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两人早有交往。声明发表后,北平的文化汉奸四处活动,便推举他领衔发表公开信,矛头直指傅斯年。在公开信中,他从“日寇必败,无劳跋涉”的发展大势,强调自己选择留在北平的理由,把充当其伪教人员归结为“我有子女,待教于人,人有子女,待教于我”,毫无悔改谢罪之意,并以威胁的语气说:“天下汹汹不安,是非难定。公等所以为伪为逆者,安知不复有伪公逆公者乎?”在公开信中,他还特别在谈到两人关系时说:“‘公尝自负为主‘喑呜叱咤,千人皆废’之西楚霸王。庚辱知交十余年,未尝不冀公能变化气质,为豁达大度,‘善于将将’之汉高祖”。由此可见,信不能说写得不好,可谓软硬兼施,试图让傅斯年改变主意。但傅斯年对此不予理会,容庚只得亲赴重庆进行游说。让其尴尬的是,傅斯年不仅没有面见他,而且拍案大骂:“你这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不用见我!”后来,容庚只得独自到南方一所大学任教去了。

  

  让傅斯年感到更为棘手的是周作人。他与傅斯年可以说既是师生关系,又曾是同事。当年,周作人在北大国学门主讲《罗马文学史和欧洲文学史》时,傅斯年正是国学门的学生。他们一起投入新文化运动,同为新潮社的成员,先后都担任过《新潮》杂志主编。在容庚领衔发表公开信后,周作人也私下致信给傅斯年,为自己和汉奸文人进行辩解。读过这封信的邓广铭先生后来回忆说:“周作人对自己置身汉奸群丑之间达八年之久,在信中并无丝毫忏悔和自怨自艾表示,而竟然理直气壮地对傅先生无理取闹,甚至向傅先生发狂言说,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等等,实在是无耻之尤。”据邓广铭的回忆,傅斯年亦曾对此作过回应。他说:“今后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作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对周作人,傅斯年不仅没有给予他这位曾经的老师任何特殊,而且在国民党政府以汉奸罪对他实行逮捕、提起讼诉时,还专给胡适去信,反对他和蒋梦麟为其开脱说情。

  

  1945年11月,傅斯年正式回到北平,着手北大复原工作。当他发现,先行派往北平接管校产、进行准备工作的陈雪屏,在主办伪校学生补习班时,录用了一批伪教职员,很是不悦。他以为,汉贼决不两立,连握手也不能,陈雪屏把事情办砸了。他后来在给夫人的信中就这么说过:“在北平方面,陈雪屏等弄得很糟。他办补习班,大为妥协,大批伪教人员进来了。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时的最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下此劣迹。实在说,在这样的局面之下,胡(适)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能给他打平天下,以后他就好办了。”因此,回到北平不多久,他就向《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再次强调:“北京大学将来复校,决不延聘任何伪北大之教职人员。”“伪校教职人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属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后来,他在接待《世界日报》记者采访时,又重申了这一立场。由于他始终如一地坚持,最后确实实现了他自己所说的,“那便是分别泾渭,为北京大学保持了一个干净的记录”,没有任何伪教人员进入复原后的北大。

  

  了解傅斯年的人都清楚,他之所以坚持这样做,完全出于一种赤诚的爱国激情,并无个人恩怨。他是一个民族大义尤为强烈的人,是一位以其节操看人论事的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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