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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聪谈傅雷:一生没浪费一分钟,去过行尸走肉的日子
作者:冬 晓 日期:2018年09月10日 来源:群学书院 浏览:





看这些信,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概括这个人:他一生没有一分钟度过的是行尸走肉的时光,他的脑永远在思想,他的心永远在感受。

他最强调的是做人。没有这一条就谈不上艺术,谈不上音乐,一切都谈不上。

国外很多生活完全洋化的人,他们的生活其实充满了很多封建的东西。生活上的很多东西好像都现代化了,这个社会并不见得就是理想的社会,本质的真正改变才是主要的东西。

中国现在最需要补课的是人文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

——《赤子之心——傅聪谈傅雷》

本文整理自八十年代初傅聪回国讲学之际,三联书店对傅聪进行的一次访谈。选自《傅雷家书:三联初版纪念》(三联书店2018年7月版)。经授权转载自三联书店三联书情(微信ID:sanlianshutong)。

赤子之心

——傅聪谈傅雷

北京饭店长长宽宽的走廊里,冯亦代先生和我匆匆地找寻着傅聪的房号——我们相约,在他养病期间作一次长谈。门开处,傅敏迎了出来,床上坐着微笑着的傅聪。

这是一次尽情的畅谈。对祖国深深的爱、淡淡的愁,对人生的思考与探索,对艺术的挚爱与追求,对父母的思恋和怀念……沉静的傅聪竟是那样容易激动;以音乐为生命的他,却具有一副哲学家的头脑。

记得一篇文章的开头两句话:“傅雷是傅聪的爸爸,傅聪是傅雷的儿子。”是的,同是那样的一颗赤子之心。

     傅雷先生(1908.04.07—1966.09.03)

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见证

知识分子应该像鸟,风雨欲来,鸟第一个感受到,知识分子是最敏锐的,应该永远走在时代的前面。可是我们也参与了现代迷信,没有尽到知识分子的责任。

冬晓:《傅雷家书》已由三联书店出版,您有些什么想法,愿意向读者讲些什么吗?

傅聪:父亲一故世,欧洲就有好几个杂志的负责人问我这批书信,因为在国外很多朋友知道爸爸给我写了许多信,我那时的妻子也收到他不少信。有个出版社多次问我,愿出高价,我都拒绝了。原因是我觉得爸爸的这份家书是有永恒性价值的,是一个很特殊的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见证,我不愿让它成为任何一种好意或恶意的政治势力的工具。现在由三联书店来出版它,我高兴,但有时也有些doubt。

冯亦代:疑虑?

傅聪:这词不好译,不是对某个人、某件事的疑虑,而是自己思想上的东西。格不同,难译。

我爸爸是个赤裸裸的人,不仅对我,对朋友也这样。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他的内心生活全部在信中反映出来了。但这些信都是他五六十年代写的,都带着当时的时代气氛和他的心境、情绪。虽然他一直是坐在书斋里的人,但从信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跟当时的社会生活血肉相连的。不过有些想法,我想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可能会很不同了。

冬晓:那是反映了当时条件下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感情。

傅聪:这些信的价值正在于此。我刚才说我还有些doubt,就是说他在某个时期对自己作了相当多的解剖,自我批评,现在看,有一些可能还要回到原来的认识上去。如他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到社会上去,看到了整个国家轰轰烈烈的建设景象,深受感动,又说看到了许多解放战争、革命战争时期的小说,补了课,使他感到他以前的“不能够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认识是书生之见。可是我觉得他原来的这个见解却是对的。经过十年浩劫,甚至一九五七年以来的历史,证明了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是不行的,不择手段本身就把目的否定了。也许我有点杞人忧天的doubt。因爸爸在国内文艺界有一定声望,大家尊敬他,这些家书出版后,会不会对有些内容不能真正从本质上去了解,而只从表面上去看?

冬晓:人们会理解的。在当时,他在信中反映的就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对我们党和国家的那种虔诚,那种热爱。他急于要跟上新的时代,急于要使自己融合到新的时代中去,所以他努力地改造自己、否定自己,是那样一种真挚的感情。

傅聪:也许我在西方耽久了。我认为一切信仰没有经常在怀疑中锤炼是靠不住的,是迷信。我觉得我们知识分子对造成现代迷信也有责任,知识分子应该像鸟,风雨欲来,鸟第一个感受到,知识分子是最敏锐的,应该永远走在时代的前面。可是我们也参与了现代迷信,没有尽到知识分子的责任。

爸爸说过:“主观地热爱一切,客观地了解一切。”我觉得这还不够。中国为什么走这么大的弯路?正因为中国人太主观地热爱一切,而不客观地多作怀疑,多怀疑就不会盲目闯祸了。爸爸基本上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他说的“了解一切”,就包括怀疑。了解包括分析,分析就先要怀疑,先要提出问号。他在一封信里说,“我执着真理,却又死死抱怀疑态度。”死抱住一些眼前的真理,反而会使我们停滞,得不到更多的更进步的真理。我想我们的社会的确不应该死抱住教条不放,而应该不断地探求新的真理。

赤子之心

他是一个在中国最优秀的传统中植根非常深的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五四”的觉醒的一代。他接受西洋的东西决不是表面的、生活习惯上的小节的东西。现在在国外可以碰到很多生活非常洋化,西装革履,家里连中文也不说了的人,可是这些人对西方文化根本没有一点点真正的了解。

冬晓:您认为这些家书中反映的最本质的思想是什么?

傅聪:赤子之心。爸爸的信从头到尾贯穿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这个。看这些信,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概括这个人:他一生没有一分钟度过的是行尸走肉的时光,他的脑永远在思想,他的心永远在感受。

他是一个在中国最优秀的传统中植根非常深的知识分子(我说的是最优秀的传统,从屈原一直到现在的传统),同时又是“五四”的觉醒的一代。他接受西洋的东西决不是表面的、生活习惯上的小节的东西。你现在在国外可以碰到很多生活非常洋化,西装革履,家里连中文也不说了的人,可是这些人对西方文化根本没有一点点真正的了解。而爸爸为什么对西方文化能有真正深刻的掌握和了解,就是因为他在中国文化中的根子扎得很深!

我爸爸责己责人都非常严,是个非常严谨的人。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有着东方文化的根,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从西方文化中来的,他的那种科学态度,很强的逻辑性,讲原则,这些都是西方文化的优点,他是接受了这些优点的。他在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本书时说过,他受这本书影响很大。罗曼·罗兰作为一个欧洲人,有这么个理想,他希望能够把德国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两个民族的文化取长补短,创造一个更灿烂的文化。我爸爸一辈子追求的就是希望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间取长补短,融合创造出一种新的更灿烂的全人类的文化。


    翻译罗曼罗兰“巨人三传”时期的傅雷(1934年2月)

刚才说的赤子之心,还要讲回来。我爸爸这个人也有很多缺点,因为他是个非常活生生的、丰富的人,他的缺点优点都不是一般的,都是比较大的。如他脾气的暴躁,一时冲动不能控制,可以使人目瞪口呆。

傅敏:可是他同时又可以是绝对冷静,很理智,很严谨。

傅聪:那绝对如此,一切强烈,幅度很大。最主要的一点,是我爸爸这个人完全是真的。这跟知识高低、品质好坏没有关系。

冯亦代:我第一次见你爸爸是在郑振铎先生那里,那时郑先生就说他一辈子要为“赤子之心”受累。

傅聪:他之所以是这么一个很特殊的典型,说到最后,他还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的特殊之点是感性第一,这感性第一说到底就是赤子之心。所以他虽然一方面那么严谨,同时他又是一个大慈大悲的人,他的同情心非常博大,处处为人家着想,小处为儿子,稍大点为朋友,再大点为国家为政府着想,从他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很多这样的态度。抱了这样一种态度,再加上科学分析能力,这样的人就是优秀的人。社会上都是这样的人,那这个社会就是理想世界了。可是我们中国人大都感性的部分太多,缺少理性的东西;盲目的信仰太多,滥好人太多,怀疑、思考太少,信仰没有在怀疑中铸炼。

我每次回国来,常常一点点小事就马上使我心里暖起来,马上就乐观起来,因为我还是一颗中国人的心,感情也是中国人的。我觉得如果东方人能保持这种赤子之心,而又尽量学习西方人的理智、科学精神、逻辑性,这就是我爸爸一直孜孜追求着的世界文化的理想。

最强调的是做人              

我爸爸对我影响最主要的是什么?可以用一句话说:独立思考。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独立思考,一切都不人云亦云,决不盲从。盲目的信仰已经可怕,更可怕的是自己还要骗自己。

冬晓:请谈谈傅雷先生对您最大最可贵的影响和帮助是什么?

傅聪:他最强调的是做人。没有这一条就谈不上艺术,谈不上音乐,一切都谈不上。我觉得整个国家也一样,国家要好的话,第一人的素质要好,人的素质用简单化的方法来说明是很危险的,像小孩子看戏那样,这是好人,那是坏人。其实好人坏人的区别并没有那么简单。人类社会不管发展到什么阶段,一定会有矛盾,人也有智力的、品格的种种矛盾。后天能给人的素质以影响的除了感性上的东西,如新中国刚创立时全中国有那样一种气氛,我想那时候全中国的人都好像忽然变得好了很多,那是感性的东西,感性的东西占了很大部分。但单纯靠这感性的东西是不够的,一定要有理性的东西。我爸爸一辈子所追求的就是要把感性的东西融合到理性里去,就是我刚才讲的信仰和怀疑的问题。

你问我爸爸对我影响最主要的是什么?可以用一句话说:独立思考。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独立思考,一切都不人云亦云,决不盲从。盲目的信仰已经可怕,更可怕的是自己还要骗自己。

我认为我爸爸是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欧洲的近代文明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经过了四个多世纪的沉睡,除了从经济基础分析,经济结构、整个制度从封建走向资本主义的萌芽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是人的觉醒。那时欧洲资本主义还是非常弱的,但人已开始不安于人云亦云,他们不光是追求对宇宙提出问题,也开始考虑人活着为了什么。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考虑这个,爸爸的信从头至尾讲的也就是这些。有了这个基础以后,一切从这个基础上产生的进步才可能巩固,才是真正的进步。

    傅雷译《艺术哲学》手稿(1961年2月

我刚才讲过,国外很多生活完全洋化的人,他们的生活其实充满了很多封建的东西。生活上的很多东西好像都现代化了,都有了洋房汽车,这个社会并不见得就是理想的社会,本质的真正改变才是主要的东西。

我看中国现在最需要补课的是人文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物质不现代化没什么坏处,可能还有好处。

冬晓:我想这两者并没有矛盾。科学的发展,增长的不应该光是物质财富。

傅聪:对我来讲还是纯精神的东西重要,其他都不重要。当然,一定要到一定的水平,可是再多出来就是人给人造出来的多余的奢侈品了。

冬晓:精神上的东西是很重要的,但我们过去只强调精神作用,不管生产发展,吃了不少苦头,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同时强调两个文明,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傅聪:问题在于那时强调的精神不是真正的精神理性,而是迷信、盲从,不经过独立思考,口号叫得响的就是好人。这是从表面来区别一个人的好坏。中国人往往做名词的奴隶,几千年讲正名,这很可怕,名正言顺,什么歪理都可以。

中国人灵魂里本来就是莫扎特

中国的文字完全是莫扎特式的,如“明”吧,一个太阳一个月亮,三岁孩子就知道,看来很天真很稚气,可也是最高的诗意,最富象征性的东西。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老早就